案件調查報告 篇一

隨著社會的轉型、社會環境的變化、思想觀念的分化，人們的婚戀觀變得復雜多元，傳統的婚姻家庭受到沖擊。據民政部門相關數據，中國離婚率連續12年攀升，離婚率增幅首次超過了結婚率增幅。離婚案件的高發，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從長沙市天心區法院通過采取隨機抽樣方式對該院轄區20xx、20xx、20xx三年中受理的離婚案件共500件進行調研，基數較大，力求本次調研數據的科學性和準確性。

一、天心區人民法院離婚案件基本情況及特點1受理案件數量

本院受理離婚案件數量每年遞增，且增幅較大。20xx年受理離婚案件300件，同比上升8.7%；20xx年333件，同比上升11%；20xx年352件，同比上升5.9%。

2、原告年齡分布

離婚案件當事人平均年齡逐年降低，婚齡逐年縮短。根據調研數據，離婚案件原告多分布在30歲至45歲之間，占比56%。30歲以下和45歲以上的原告比重相對均衡，均為22%。從年齡結構看，22—35歲人群是離婚主力軍，36—50歲年齡段是婚姻相對平穩期，50歲以上人群離婚率上揚。結婚未滿一年的占15%；結婚1至3年的占12%；結婚3至5年的占31%；結婚5至10年的占33%；結婚10至20年的占7%；結婚20年以上的占2%。

3、訴訟主體

女性主動提出離婚的比例大。原告的男女比率為39.4：60.6，女性起訴人數超過男性的1.5倍。其中，原告為80后的離婚案件中，女性比重是男性的6倍多。但是，在45歲以上的年齡層，男性起訴的比重反彈，為14.6%，接近女性起訴的兩倍。

4、起訴理由

起訴理由比較集中，多為性格和經濟方面的原因。因性格不合提起離婚訴訟的案件有201件，因家庭暴力的有47件，因工作生活原因導致長期兩地分居的有35件，因小孩撫養教育觀念不統一的有12件，因被告患有婚前不應結婚的疾病且婚后尚未治愈的有9件，因被告有賭博、吸毒、醉酒等惡習且屢教不改的有18件，因婚后未孕導致影響夫妻感情及家庭關系的有7件，因閃婚而導致雙方溝通了解不夠的22件，因家庭瑣事爭吵的有61件，因婚姻外遇的有74件，因被告無收入來源、經濟壓力大的有4件，因被告擅自處理夫妻共同財產的有8件，因婆媳關系不和導致夫妻感情不睦的有2件。

值得注意的是，因性格不合已經成為原告主張解除婚姻關系的首要原因。這種現象的出現與《婚姻法》第三十二條中“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應準予離婚”的規定有直接關系，導致在沒有法定解除婚姻的情形的條件下，性格不合成為主張感情確已破裂的主要理由。但是，由于性格不和在詞義上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概念性，也具有涵蓋其他法定離婚理由的包容性，這導致對性格不和的判斷、衡量缺乏相應的標準，進而造成了司法認定之難。

5、一審結案方式

一審結案方式主要為判決、調解和撤訴，具體情況為：法院調解離婚106件、調解和好47件、撤訴123件、判決不準予離婚142件、判決離婚79件、駁回起訴3件。

4、適用程序

離婚案件中大量適用的是簡易程序，占比57.3%。一些離婚案件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尤其是婚姻關系維系時間較短、沒有生育小孩的案件，往往適用簡易程序有利于便利當事人訴訟，早日解決婚姻問題，也有利于節約訴訟成本，符合訴訟經濟的要求。但是，對于離婚案件不能簡單地一刀切，不能不尊重當事人的意愿，單純地為了早日結案而適用簡易程序。特別是，目前離婚案件呈復雜化的趨勢發展，牽涉到財產利益分配、夫妻共同債務認定、家庭暴力、婚外情、賭博、吸毒等離婚理由的認定等，如果草率地適用簡易程序將不利于案件事實的查明和爭議焦點的辨析。因此，在審理離婚案件中，要科學合理地根據案件具體情況采取科學合理的適用程序。

二、離婚案件增加的成因及發展態勢

1、婚戀觀日趨自由，婚姻的人身依附性趨小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老百姓的經濟能力增強，更敢于追求自我，婚姻自由也成為當下的宣言。追求婚姻自由和期待婚姻能給自己更好的發展平臺成為時下青年男女擇偶的首選。特別是，女性職業化趨勢的明顯加強，婦女地位明顯提高，越來越多的女性已經實現了經濟獨立和自由，改變了以往依靠婚姻維持生活的心理，擺脫了婚姻對人身依附性。同時，在當時下的現代文明時代，社會認識、人們思想觀念迅速轉變，離婚不再遭到社會較低的社會評價，離婚不再被認為是不光彩的事情，社會開放，人們享有婚姻自主權，“婚前性行為”、“試婚”、“好聚好散”等現象也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事。越來越開放的婚姻觀也改變了傳統婚姻模式，特別是夫妻財產約定制的流行，個體性被放大，婚姻對夫妻的實際影響越來越小，當事人對婚姻的經濟和人身的依附性也越來越小。當婚姻關系不能滿足自我的需求時，離婚便成為一種解脫的選擇。

2、法制意識加強，離婚手續簡化

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推進，法律知識的普及，越來越多的老百姓知道并且善于利用法律手段處理問題和維護權益。作為社會的基本關系之一的家庭關系自然也受此影響，當遇到家庭問題和矛盾時，法律手段往往被運用。但是，這導致了一個問題：由于婚姻案件的門檻低、訴訟費用低、起訴便利，原告往往在并沒有窮盡其他救濟手段的情況下即提起訴訟，這會造成部分司法資源的浪費。同時，新的《婚姻登記條例》頒布實施后，簡化了離婚登記手續，國家不再干預個人的私生活，消除了當事人的諸多顧忌。

3、溝通不足，性格不合成為婚姻的最大殺手

近年來，閃婚的現象與日俱增，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沒有長期的有效溝通和相互了解的情況下就輕率結婚，到婚后才發現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不一致，導致摩擦不斷、爭吵不休，進而造成閃離的現象頻發。此外，因工作、學習、感情等主客觀原因導致長期分居也容易造成夫妻交流的減少和感情的疏遠，而城市生活的誘惑，以及外在社會監督的弱化，使外出一方對夫或妻的情感有所淡化，對感情基礎本來就薄弱的夫妻而言，這種時間和空間的分隔和情感上的隔閡一旦形成，就不可避免會導致婚姻的破裂。

3、工作生活壓力大，導致婚姻危機四伏

隨著社會的重大變革發展，高科技、便利的交通和通訊等工具的出現，使得家庭的活動范圍大大擴展，人們的交往頻率、交往范圍大大增大，新鮮事物層出不斷，打破了原有的觀念和舊的道德規范，同時由于人們工作生活壓力的增大，以期尋求刺激來緩解工作生活壓力的人不在少數，一部分人受花花世界的影響，癡迷于不法“娛樂”場所、陷入或“網戀”中，其人生觀、價值觀發生變化，無法抵御物欲的侵蝕，婚姻觀念的轉變給第三者插足提供了條件和機會，便產生婚外情或第三者插足導致婚變。

三、妥善審理離婚案件的意見

婚姻關系是否和睦融洽直接關系家庭中每一個成員的生活環境，特別是對于正處在人格和性格培養期的子女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國內外相關研究表明，生長在父母不健全、不健康、不幸福的婚姻家庭中的孩子，更易發生犯罪和焦慮、抑郁、敵對、報復等心理障礙問題。因此，法院應該從維護家庭和諧穩定的角度出發審慎處理離婚案件，切實維護好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權益。同時，婦女作為婚姻中相對弱勢的一方，在審判中應根據案件事實和具體情況予以相應的照顧，維護婦女合法權益。

1、重視調解職能，慎重判決準予離婚

《婚姻法》第三十二條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解”，在推崇“以和為貴”傳統美德的當今社會，調解是一種有效且能兼顧雙方利益的糾紛解決方式。同時，調解也是法官考核的重要指標之一，因此，在審判離婚案件中更應當認真貫徹落實“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原則，將調解工作貫穿于離婚訴訟全過程，庭前組織調解、庭中著力調解、庭后不放棄調解，努力窮盡各種調解方式方法，多做夫妻雙方的教育疏導工作，不宜過快判決不準予離婚或未經有效調解既逕行判離。對尚有和好希望與可能的婚姻，要盡量調解和好，避免因為訴訟的激烈對抗而加深夫妻間的感情裂痕。對于難以達成調節的，要正確把握離與不離的尺度，若無確實充分的證據不得認定“夫妻感情確已破裂”。同時，對于離婚率較高的人群，有些當事人也并非感情完全破裂，多數是因誤解、一時錯誤、溝通不足而使對方產生離婚情緒，法官應多加強“背靠背、面對面”的工作，促進家庭矛盾的解決。而對于感情基礎差，婚后又長期分居的群體，大多是因為時間短，接觸少而產生的離婚思想。對于此類問題案件，應當加強對離婚當事人的訴訟引導，避免因沖動而加劇感情不合。對于非因感情確已破裂，維系夫妻感情對雙方當事人和小孩確實都沒有意義的案件外，其他離婚案件應當有針對性地進行疏導、說服，化解家庭矛盾，給予當事人“冷靜期”，以促進家庭關系的修復和改善。對于感情確已破裂，已無和好希望與可能的，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同時，應及時公正處理，使雙方好聚好散。

2、對婦女適度傾斜照顧

婦女在社會中相對處于弱勢地位，在婚姻中受到的傷害也相對較重，在合法的基礎上適當照顧女方，體現了司法的關懷。法律并不是冰冷無情的評判工具，而是追求實質公平公正的保護機制，具有司法正義的精神內核。離婚時在財產處理上，原則上均等分割，但考慮到我國的現實情況，大部分婦女的經濟條件同男性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婦女為家庭往往做出了更大的隱形貢獻，適度照顧婦女的利益，按照優先照顧婦女兒童利益的原則給予婦女適當補償，保證婦女不因經濟問題而影響其正常行使離婚權利，避免婦女因婚姻家庭的破裂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甚至生活陷入絕境是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的。

3、加強對離異家庭子女的保護

法院在審理離婚案件時不僅要考慮子女隨哪一方生活更有利于其成長，還要做好父母雙方的法制教育，非撫養方及時支付撫養費，撫養方尊重另一方的探視權，使子女能夠感受到父母雙方的溫情，雙方相互監督，減少對子女合法利益的侵害。建議可以與離異家庭、子女就讀的學校建立聯系卡，實時回訪溝通，了解子女生活學習情況，及時制止對子女利益損害情況發生，使法院的審判工作得以延伸，更好的保護離異家庭子女，防止其成為問題少年。

4、加強對婚姻無過錯方權益的保護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28條的規定：“在過錯離婚損害賠償中，過錯方配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包括物質損害賠償和精神損害賠償。”人民法院在審理離婚案件時將此規定作為對有過錯對無過錯方所造成的損害程度以及婚姻當事人的經濟狀況的依據以決定賠償的數額。但在司法實踐中一般將該損害賠償限制于金錢上的賠償，對于過錯方難以起到足夠的威懾作用，略帶隔靴撓癢之尷尬。因此，要從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雙管齊下予以懲罰，才會讓侵害方在婚外不忠行為前懸崖勒馬，讓未犯者對婚外不忠行為敬而遠之。同時，無過錯方在舉證證明上往往存在舉證難的困境，因此，在能提出過錯方的過錯行為之線索的情況下，有必要對過錯行為的取證權限適當放大，對一些當事人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法院應適當擴大依職權調查取證的范圍，以實現無過錯方的權利。

案件調查報告 篇二

一、離婚案件基本情況梳理

桐廬法院離婚案件在民商事結案中的占比：20xx年11.43%；20xx年 9.56%；20xx年9.34%；20xx年6.52%；20xx年9.84%；20xx年10.11%。除20xx年比例較高，20xx年比例略低外，近六年來案件數量基本持平。我們以每個年度100件案件隨機抽取了我院六年間的600件離婚案件進行閱卷，掌握了相關情況。

1、訴訟主體。原告的男女比率20xx-2013年分別為（82：18）、（68：32）、（75：25）、（78：22）、（71：29），（83：17），女性起訴的人數基本為男性的二至四倍。

2、年齡分布。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五個年齡段的案件數分別為7起、34起、164起、277起、118起，離婚相對集中的年齡段為30歲至45歲。

3、起訴理由。家庭瑣事274起、家庭暴力75起、不負家庭責任57起、57起、離家分居54起、第三者插足48起、閃婚16起、犯罪13起、拆遷利益6起。起訴的主要理由集中在因家庭瑣事爭吵，性格不合導致雙方失和，感情破裂等。

4、斷案方式。法院調解離婚184件、撤訴167件、判決駁回訴訟請求163件、判決離婚66件、調解和好20件。主要結案方式為調解離婚、撤訴與判決駁回訴訟請求。

二、離婚案件特點分析及問題探源

（一）數據呈現的特點

1、女性作為原告的比例居高不下。20xx-2013年的離婚案件中，由女性起訴的案件高達74.45%。

2、婚齡愈短的離婚比率愈高。20xx-2013年抽樣的600件案件中，80年代出生的人起訴離婚的數量分別為11、16、17、17、28、29（起）。

3.30歲至40歲的中年人離婚率最高。70年代出生起訴離婚的277起，占比46.17%。

4、再婚成中老年人離婚的主因。40-60年代出生起訴離婚的案件數量雖不多，占比6.83%，但該年齡段起訴離婚案件中90%至少有一方是再婚者。

5、離婚理由趨于多元化。男性作為原告起訴離婚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女方離家出走、第三者插足、拆遷利益等方面，但女性起訴離婚的理由卻呈現出復雜和多元化。

家庭暴力已成為危害婚姻穩定的重要因素。不僅有女性以此為由起訴離婚，也有男性以家暴為由訴至法院，并逐漸成為現代離婚訴訟的主要原因。①

6、調解離婚與判決駁回的案件比例較高，調解和好的案件比例最低。前者占比57.83%，后者占比3.33%。

（二）問題探源

1、父母不良婚嫁觀導致兒女婚姻不幸福。據了解，我縣農村地區基本上采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嫁方式。有些父母光看對方家境很少考慮對象的人品與修養，只讓兒女雙方見上一兩面就談婚論嫁，加之涉及到禮金等經濟因素，多數在短時間內就鬧離婚。這些不和諧因素勢必會帶來婚姻風氣不正、離婚人群年輕化、法院調解率降低等一系列弊端。

2、年輕人的婚姻觀易受外界干擾。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各類物質誘惑充斥著年輕人的`生活，離婚已成為時尚。脆弱的包容心與忍耐力被打破后，往往說離就離。

3、離婚案件中當事人文化程度相對不高。文化知識的匱乏會導致其法律意識淡薄，從而走上悲劇的婚姻歷程。許多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只是感到迷惘與不知所措，并未尋求法律救濟。對法律的一知半解，既不利于民事審判工作的開展也不利于當事人之間矛盾的化解。

4、舉證難既不利于法官斷案，也不利于保護婦女和無過錯方的合法權益。在現實審判中，家庭暴力、與他人同居之類的情形當事人基本無法證明，只要分居時間未到法定條件，法官基本上只能以駁回訴請結案。認定感情破裂已成為離婚案件的棘手問題。

5、財產分割及子女撫養成為離婚案件中雙方當事人爭議的焦點。對子女的撫養權，以當事人協商為前提，若協商不成法院則從有利于子女的方面作出判決。另一方面，目前夫妻財產分割主要是涉及到不動產，農村房屋并非夫妻雙方共有而是家庭成員共同共有，該問題法院一般不在離婚案件中作出處理，而是讓當事人另案解決，但財產問題處理不好，離婚事宜也隨之擱淺。

三、處理離婚案件的建議和對策

（一）立法的角度——制定專門的家事審判程序

制定專門的審判程序。當前的法庭模式并不利于婚姻糾紛的解決。首先，法庭最重要的職能就是在當事人不能自行解決爭議時，通過威懾力及強制性控制雙方激烈爭端，但是婚姻糾紛并非單純意義上的“控制”而是一種“治愈”。第二，法官在處理糾紛時，一般應該嚴格的按照法律適用三段論的模式做出裁判，這種剛性解決方式并不適用于婚姻糾紛。第三，法官為了保持中立的形象，在法庭上的嚴肅感某種程度上會給當事人帶來壓力。而現行的民事訴訟程序也不能很好地適應婚姻家庭案件審理的現實需求，有必要針對婚姻家庭案件的特殊情況，設定專門的審判程序。

建立專門的婚姻法庭。各地法院可根據當地的習俗設計不同的樣式，盡可能形成融洽、易于和解的氛圍，給當事人一種親切、溫馨的感覺。法官可以跟當事人平等地坐在一起并非高高在上，讓當事人到了法庭能夠感受到溫暖。婚姻法庭的組成人員除了法官外需要調查員、社區工作人員和適當比例女性的加入，以利于糾紛的解決。

引入處理婚姻糾紛調查制度。由社區工作者與法官組成調

案件調查報告 篇三

一。調查目的：

法律意識，是人們關于法和法律的現象的思想、觀點、知識和心理的總稱，是社會法律現實的組成因素。它包括人們對法律和法律現象的本質及作用的理論觀點，對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態度，對現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評價和解釋，也包括人們對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認識、愿望和情緒等。生活中，人們通常所講的“法律觀念”、“法制觀念”與法律意識近義。社會主義法律意識，是正確守法與執法的思想保證，普法教育活動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強公民的社會主義法律意識。

對于社區公民法律意識的現狀加以分析，將有助于從社區公民法律意識現狀出發，有針地性地搞好社區普法教育活動。

二。調查時間：

20xx年4月12號至6月20號

三。調查地點：

xx省亳州市花戲樓社區

四。調查對象：

xx省亳州市花戲樓社區居民

五。調查方法：

通過訪談進行調查

六。調查內容

(一)對花戲樓社區居民法律意識的調查

1、調查花戲樓社區居民法律意識現狀

通過對花戲樓社區居民法律意識現狀的社會調查，法的地位并不高，作用很有限，權利意識很淡薄，人們普遍有一種恥訟、賤訟觀念。中國幾千年封建意識以及建國后極“左”思想的影響，使居民的法律意識還存在著與時代精神相沖突的若干傳統觀念相交織的狀況，特別是存在法律制度的現代化與法律意識滯后的矛盾。主要表現為：相當一部分居民仍習慣于按傳統觀念參于社會生活，評判他人與社會、解決糾紛及維護自身權益、甚至給“權大于法”以相當程度的認可，視法為維護道德的武器，致力于“無訟”來維護社會的安定，特別是封建統治者“言出法隨”的。現象，在某種程度上還有存在，給某些居民造成了一種畸形的法律觀念，“領導人講的話就是法”。這表明，法律權威的削弱和法律觀念的動搖成為法制建設中不可忽視的問題。

2.調查花戲樓社區居民法律意識現狀的目的和意義

通過對花戲樓社區居民法律意識現狀的社會調查，了解現今我國城市居民的法律意識狀況，通過了解進而加強和增進城市居民的法律意識，掃除法盲。通過普法工作的全面展開和深入進行，使得法律知識在普及，居民的法律意識在提高，進而使其樹立正確的法律觀念，對法律保持正確的態度，能夠做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

3、調查地和調查對象的選擇

調查對象是花戲樓社區居民。所被調查的的居民中無文盲人員，文化程度在小學到研究生之間，年齡在20歲到60歲之間。因此他們都具備理解和回答問題的能力。

4.調查程序

本次調查主要采用的是訪談的調查方法。因為被調查對象人數較多，所以采用的是以訪談的調查方法。

(二)社會調查的結果與分析

1.調查的基本情況

本次調查主要是面向花戲樓社區居民的。在內容上主要分為七部分，分別是：法律知識及獲得途徑部分；法律理念部分；對法律功能的認識部分；對法律實施的評價部分；對法律的信任程度部分；糾紛解決途徑部分；對居委會的認識和評價部分。為使調查能夠真實客觀的反映被調查者的思想和觀點，在訪談時充分考慮到被調查者的文化水平的參差不齊，盡量做到淺顯易懂。

2.訪談的基本情況

他們反映的主要問題是：

(一)在一些地方法律得不到全面實施。

(二)輕視法律、漠視法治的現象仍然存在。

(三)居民對法律賦予的權利欠缺理解，不善于依法維權。

(四)執法不嚴的問題還比較突出。

(五)法律的普及不夠深入，宣傳教育不夠廣泛，效果不很理想，尤其是邊遠地區、農村、企業、基層單位、學校等還存在“死角”、“空白”。

(六)在立法(包括法規、規章)中還存在一些問題，如部門利益傾向突出，存在重數量輕質量的現象，在地方立法中群眾參與還不夠。

七。調查結果：

此次調查的結果說明，居民的法律意識比較弱，知識也比較缺乏，從數據上看，都沒有太在意生活中的法律問題，也許他們覺得，在生活中遇到麻煩是必然的，并不是法律問題，也有可能受家庭、社會等各種因素影響，讓他們認為權利比法律有用，在此問題中雖然有50%的居民回答是“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但事實上，他們的法律意識并不是很強，但是關乎到自己利益和前途，關乎到自己今后的發展，大家自然而然就會認為那是不合理也合法的，人都是自私的動物，誰不會為自己謀利益，誰不希望今后的路能夠更加順利，這也是人之常情。

八。建議：

1.通過法律進社區活動提高居民的法律意識

法律進社區工作，就是以社區為依托，以社區居民為服務對象開展的社區法律服務工作。一方面，要加強對“法律服務進社區”組織載體的培育和建設。可以組織律師和法律援助工作者等專業法律人士做好“法律進社區”,以及大力組織和發展社區志愿者隊伍。“社區是個家，建設靠大家”。要努力號召和動員社區內具有一定法律知識和熱愛公益事業的在職和離退休的法官、檢察官、警察、律師、公證員和大中專院校的法律專業教授、學生積極參與法律服務活動，建立一支法律服務志愿者隊伍。充分發揮他們的專長，以社區為依托，為居民提供義務法律咨詢和法律幫助。法律進社區，社區將從三類人群進行普法教育，從而提高居民的法律的意識。

2.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

充分發揮居委會、調解委員會作用，加強矛盾糾紛調處，積極疏導民事糾紛，發現問題，及時解決，堅決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做到一般事情不出村，化解不穩定因素，提高群眾法律意識，為居民生產生活創造良好的社會治安環境

九、結語

通過這次社會實踐調查，使我了解到我國居民的法律意識還很薄弱，依法治國的方針還需繼續貫徹到底，只有不斷提高我國居民乃至農民的法律意識，法治社會的好處才能得以彰顯，社會主義的先進性才能更好的展現在世人的面前，社會才能和諧安定，人民才能安居樂業，共同致力于創造中國的世紀華章。

案件調查報告 篇四

近年來，校園暴力違法犯罪時有發生，已成為嚴重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社會問題。人民法院近日發布了法刑一庭婦女兒童權益刑事司法保護課題組對典型校園暴力刑事案件專項調研的報告，校園暴力犯罪到底呈現出哪些特點？記者今天專訪課題組成員冉容審判長。

法的調研報告首先說明，校園暴力在我國時有發生，但是情況復雜，違法與犯罪交織，且多數事件未進入司法程序追究法律責任，加上目前缺少統一的事件報告、統計制度，導致難以了解我國校園暴力發生的真實情況。今年5月，人民法院從2013-2015年各級法院審結生效的校園暴力刑事案件中抽取100多件典型案件樣本進行了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此類犯罪的特點，法刑一庭審判長冉容介紹，校園暴力犯罪案件涉及的罪名相對集中。針對人身的暴力傷害比例，其中，故意傷害罪占57%，故意殺人罪占6%。

校園暴力涉及的罪名還包括尋釁滋事罪占10%;性侵、侵財犯罪各占12%，還有很小比例的聚眾斗毆罪與綁架罪。

報告統計數據顯示，抽查樣本涉及的159名未成年被告人中，已滿十四不滿十六周歲的被告人占

35%;已滿十六不滿十八周歲的被告人占65%。

冉容介紹，雖然我國規定，十四歲是可以承擔刑事責任的年齡，但是，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被告人只對八類嚴重暴力犯罪承擔刑事責任，所以，未滿十六周歲的放在比較輕微的校園暴力行為，沒有進入我們刑事犯罪處罰的程序，所以相對來看，這一百多件案件中，處罰的高中生及職業高中的未成年被告人占比較高。

抽取的案件樣本顯示，持兇器作案、造成人身傷亡后果比例較高。

冉容總結，“全國的校園暴力案件我們當時看了一下，大概持兇器的占30%多，選的這100多件案件里，持兇器的達到了49%，基本上是一半了，這些孩子一般是帶彈簧刀、水果刀、獵刀……主要帶刀具的比較多一些，而且造成的后果非常嚴重，這一百多個案子，造成被害人死亡的

占35%，重傷的占32%，也就是60多起案件將近七成的被害人要么死要么重傷，不能說明全部問題，但是比例是非常高了。”

被告人作案后自首、與被害人達成賠償諒解協議的比例分別占49%、54%。

冉容介紹，通常是構成犯罪以后，公安機關將孩子拘留或抓捕，通知家長，家長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判刑情況統計顯示，致被害人重傷的32起案件中，宣告緩刑的22件，占68.75%;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4件，占12.5%;致被害人死亡的35起案件中，宣告緩刑的8件，占22.86%;三至五年有期徒刑的4件，

占11.43%;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12件，占34.29%;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10件，占28.57%。

報告認為，理念存在偏差，對校園暴力的危害性認識還不夠的問題比較突出。如何做到寬容而不縱容，社會還缺乏共識。從近幾年處理的校園暴力事件來看，有的地方認為校園暴力是青少年成長過程中出現的小問題，主要強調教育、挽救原則，沒有意識到對于那些社會危害性大的失足青少年，懲戒實際也是教育、挽救的一種重要方式，對同為未成年

人的被害人的平等保護還不夠。

在冉容看來，應該正確的認識到，對于被告人，實施欺凌的被告人，我們要挽救、教育，但是對被欺凌，被傷害的孩子，更應該得到法律和社會的關注和保護，因為他們，一是守法者，二，他們是弱者。